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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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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已发布信息:今年我国将继续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综合分析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7%左右。去年的实践证明,这是在需求不旺的情况下拉动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今年将继续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主要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采取多种办法,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进一步扩大投资需求。今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我国经济持续以较高水平增长的关键年度,本文拟从现代经济基础理论的层面,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外部环境因素对当前政府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进行简略的评述。

  (一)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必要措施

  1998年,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下,虽然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和挑战,在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外贸出口增长有所减缓以及诸多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纷纷贬值的压力下,仍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最终达到全年GDP增长7.8%的较高速度。

  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刺激投资、扩大内需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大胆而有力的措施。其中较为突出的举措有:中央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央银行先后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和再贴现率: 8月18日财政部开始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的1998年特别国债(记账式附息国债); 9月份,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发行规模为1000亿元的新增国债,专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0月底中央银行宣布:开始扩大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8年全国海关坚决打击走私,加强税收征管,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917.3亿元。1998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9.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虽然这一投资效应通常有一时滞间隔,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明显拉动作用。

  1999年元旦,我国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外贸部于1998年颁布的《关于赋予经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生效实施。这标志着目前仍然实行经营许可制的外贸领域已经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元月4日,首批 20家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权;2月8日,第二批41家私营企业获得进出口权。元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指出:中国在中长期之内(如5年以上)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具体到每一具体年份时,将根据国内外的情况灵活地调控货币供给量(比如今年适当增加M2的供给)。同时,为了扩大内需,将允许有条件的商业银行批准开办消费信贷业务,鼓励商业银行试办一些消费贷款的新品种(到目前为止,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已陆续开办了个人住宅商业性贷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住房装修贷款、教育助学贷款、小额贷款和以家用电器为主的耐用消费品等专项消费信贷业务。下岗职工还可以到地方性银行,比如上海银行办理助业贷款;其它银行也正在开发农用物资与农机贷款(中国农业银行)和旅游贷款(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等)。他还宣布:中国将取消对引进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把外资银行设立业务经营机构的地域扩大到全国所有中小城市。

  1998年,中央政府对酝酿已久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车货币化改革进行了冲刺阶段的发动。这两项牵动全局的改革,将大大促进商品化个人住宅市场和私人小轿车市场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由此带动相关多重产业(如住宅装修和装饰、家具、服务和供电、供水、供气、供热与交通、通讯等公用事业、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社区服务中心以及钢铁、橡胶、塑料、电子、石化、机械、轻纺、玻璃等行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增长。由于乘数效应的作用,其总数额将相当可观。此外,医药保健制度的改革、失业和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也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保险市场提供了富有潜力的消费需求。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改革正在逐步展开。教育产业化的深入发展将为国民经济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持续稳定的财富源泉。

  (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发点与可能的政策效应

  经济学基础理论告诉我们,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G)的变化、转移支付(F)的变化或税收(T)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分别影响总需求,政府购买直接增加需求,转移支付和税收则使收入发生变化。扩张性(或较松的)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的增加、转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税收的减少,而紧缩性(或较紧的)财政政策正好与此相反。

  我们还知道,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M)的变化。扩张性或较松的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的增加;而紧缩性或较紧的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的减少。应当注意的是,紧缩性财政政策通常是指政府支出增长率的降低(而非绝对数量的下降)或是税收增长率的提高(而非绝对数量的增加);同样,紧缩性货币政策通常是指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降低。

  在确定财政政策的相对有效性时,必须考虑投资需求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在有些情况下,财政政策难以奏效。比如,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使利率上升很高而对投资产生很大的负作用,那么这一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就相对较弱。

  投资的减少将会抵消政府支出对总需求的影响,有两种情况会使得投资大幅度下降:1.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因此利率的上升将会使投资大幅度减少;2.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因此,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有很大变动)。

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使利率上升不大,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就具有较强的效果。在基础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政策通过改变政府购买、转移支付或税收来实施。当投资率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时,财政政策就较为有效。

  影响财政政策效力的另一要素是支出乘数,较大的支出乘数意味着比较有效的财政政策。但是,如果经济处于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的情况下,那么即使支出乘数很大,也无法使财政政策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借助于IS曲线的斜率和LM曲线的斜率对利率敏感性的解释,我们可以用IS-LM图来直观地考察 8种情况及其各种可能性。如果IS曲线陡峭或LM曲线平缓,财政政策效应就强;如果IS曲线平缓或LM曲线陡峭,财政政策效应就弱。对于给定斜率的IS和 LM曲线,如果支出乘数大,财政政策就更加有效。

  通过以上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主要是力图刺激投资、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促进和带动经济增长。然而,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对市场利率并不敏感,预期的反应较为迟缓。同时,我国现阶段由于诸多因素(比如考虑到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的作用,居民对未来的收入与消费预期不甚乐观,甚至对很有可能出现的失业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忧心忡忡。

  另一方面,国内一般性耐用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照相机、手表、自行车、录音机等)消费市场趋于饱和,而一般居民所向往和热望的私人住宅和小轿车的价位与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尚差距甚远。因此即使银行多次降息,仍倾向于储蓄和持有货币,因而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流动性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和实施积极(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政策效应将较为显著。

  因此,中国政府在最近两、三年内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基础出发点是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多种政策,深入开展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和套汇的斗争,稳步增加外汇储备,使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也是维持国内较为紧迫的就业需求和抑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客观要求。

  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别指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从中长期来看,仍然要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

  (三)积极启动消费需求,带动国内投资需求扩张根据现代经济的基本原理,一国经济中消费的波动要比GNP的波动小得多,消费之所以比GNP的波动幅度小,主要原因在于可支配收入的波动要小于 GNP的波动。消费支出中最不稳定的部分是耐用品消费,劳务和非耐用品消费则要均匀得多。而消费则是靠可支配收入来维持的。

  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低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这是消费行为的一个有规律性的特点。在短期内,消费下降的数量小于收入下降的数量;在长期内,消费的减少则逐渐赶上收入的减少。

  投资是总需求中最容易变动的部分,它的波动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产量和总收入的波动。投资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它经常由于企业预期的反复无常的变化而发生不规则的波动,而消费只是按照简单的消费函数被动地作出反应。

  投资比消费易变得多,企业固定投资水平的下降和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在时间上非常一致,而住宅投资的下降则先于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投资支出一般可分为三类:1.非住宅性固定投资-企业购买新设备或厂房:2.住宅性固定投资-建造新的住宅和公寓; 3.存货投资-已经生产出来但尚未销售的产品存量的增加。住宅投资与利率负相关关系,高利率使房租上升,从而使住宅价格上升。如同任何商品都有某一需求函数一样,公众对住宅也有某一需求函数。住宅是投资中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利率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由于住宅的折旧速度很慢,房租主要是由利息支付决定的。房租的上升将减少投资。住宅投资与实际GNP正相关,收入提高使住宅需求增加,因此也提高了投资需求。 1984年,美国非住宅性投资占当年GNP的11.6%,住宅性投资占GNP的4.2%。

  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但是要严禁挤占、挪用财政债券资金,绝不允许把资金拿去弥补经常性开支或搞其他建设,甚至搞楼堂馆所。对重大项目进行专项审计和跟踪审计。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厉惩治建设领域的各种腐败行为。

  朱总理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决不是可以任意花费,必须珍惜人民的血汗钱。坚决压缩一切不必要的行政开支,保证重点项目支出。他警告说,如果乱铺摊子,大搞重复建设和劣质工程,就会给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迟早要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此国务院明确提出,利用财政债券搞建设,一定要确保资金的合理流向,集中力量搞好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公用设施和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适当向中西部倾斜。此外由银行信贷安排,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和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

  根据国家计委研究院的有关专题研究,中国已经步入重加工业阶段,未来一段时期,装备工业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支柱产业,这意味着设备投资将成为带动整个投资增长的主体。在重加工业阶段,经济增长表现出集约化趋势,其特点是产业链条长,投资传导环节多,技术附加值高。这已经不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而是要求使用现代化、高精度的数控机电一体化设备。

  目前我国机器设备陈旧,自动化水平很低,加工适应能力差、精确度低。九十年代的设备仅占10%,八十年代的设备也只有20%,技术改造需求十分迫切、并且设备更新换代的范围广、任务重、资金缺。

  1955年,日本为了产业升级换代,推出了“机械工业振兴法”,强制拆除使用服役期超过 7年的机器设备。政府应采用贴息、直接投资补贴、政策性银行发放政策性贷款等方式鼓励基础和主导产业的发展。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点应当转移到工业设备更新和装备工业的发展上来,带动其他工业的升级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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