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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压力,不一样的国际环境

来源::未知 | 作者:admin | 本文已影响

摘 要: 本文认为,从我国通胀的形成因素分析,随着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去年起主导作用的需求拉动型通胀目前已经受到抑制,但是如果把中国经济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我们则会发现,输入型通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将成为未来中国通胀压力的主导因素。短期内从紧的货币政策仍然有必要坚持,虽然不能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它以可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尽可能平稳的金融环境。我们政策操作的重点,仍然是推动结构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以产业重组、产业升级和放松管制为重点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成为全球通胀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路。

关键词: 经济走势,通货膨胀,中国经济,经济结构
 
 
  2008年以来,不断攀升的通胀压力成为宏观政策日益严峻的挑战,而市场曾一度十分担忧的中国经济大幅下滑的问题则随着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数据的陆续公布而基本被排除。即使在通胀压力已经被视为是有所缓解的5月份,通胀仍是突出的问题。主流的观点似乎倾向于认为,随着同比效应逐步回落,下半年的通胀压力会明显减缓。但是,如果把中国的通胀压力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我们并不能得到如此乐观的结论。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当前中国经济有很高的开放性,贸易依存度接近70%,来自外部世界的这种波动通过货币和商品渠道传至国内,前者表现为中美利差倒挂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发的流动性泛滥,而后者则表现为大宗商品及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是此轮新兴市场增长故事中最重要的角色。现阶段的价格上涨可以说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所形成的内在不均衡的集中体现。由此看来,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多多少少暗含了一些必然的成分,是全球经济重组包括中国自身经济模式转变过程中的阶段性反应。
  
  目前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一个调整关口,在美国改变宽松货币政策和发展中国家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之前,在居高不下的油价和粮价导致越来越多的脆弱的发展中经济出现经济大调整之前,通胀仍将成为各经济体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与19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的全球高通胀时期美国主动进行经济紧缩来承担调整的成本不同,目前大量能源消耗较大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使得全球对油价和粮价的承担能力出现了重新的分布,发达国家因为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等表现出更强的承担能力,最先倒下的可能是那些相对较为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身处其中,尽管因为雄厚的财政实力和外汇储备等,不会在短期内出现这样的风险,但是在面对通胀的压力方面并无二致,因此我们需要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中国的经济运行状态已经从过去的高增长、低通胀进入目前的高增长和一定水平的通胀的新的组合时期,未来一个阶段,中国的通胀可能仍然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在把应对通胀作为首要任务的基调下,短期内从紧的货币政策仍然有必要坚持,包括继续使用数量政策对冲和回收过多的流动性及窗口指导等信贷控制措施。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央行对冲并不能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只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尽可能平稳的金融环境。从我国通胀的形成因素分析,随着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去年起主导作用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输入型通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将成为未来的主导因素。

从政策基调看,货币的大幅度对冲以及信贷的控制,并不可能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因此只能是权宜之计,政策操作的重点,仍然是推动结构改革、促进结构调整,以产业重组和产业升级和放松管制为重点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成为通胀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出路。在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中受到重大影响,危机爆发后日本加速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新能源与推广节能设备,从而平安渡过了1980年的第二轮石油危机。眼下中国面临同样的选择。
  
  首先,生产要素价格重估仍然需要适时推进。中国许多领域都能看到价格管制的影子,从成品油、天然气、电力价格到成品粮及粮食制品,亚洲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经济体最近都上调了成品油零售价格,但中国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仍距国际基准价格水平有不小的差距。关键生产要素价格的正常化,将在帮助平衡经济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当前价格管制放松步伐缓慢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当局对于国内高通胀率的担忧,这种价格管制虽然短期阻隔了通胀传递,但长期来看却延长了下游行业的蜜月期,其对经济关系的扭曲也相当严重,由此导致的价格失效会明显延缓经济转型的过程。
  
  其次,转变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外需向内需转变需要更多实质性的政策配套措施。从现实的增长动力的构成看,外需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但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及美元贬值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出口的上升空间,外需放缓和国内成本上升对出口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将面临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作用将逐步显现出来。具有较强消费能力的人口结构、稳步上升的居民收入、劳动力价格的重估、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政策以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这些因素累积起来将共同促进消费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由外需向内需的转变。事实上,2004年以来,真实的消费品社会零售总额增速呈现出台阶式的向上增长,目前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成为宏观经济的亮点。
  
  再次,财政政策在调节经济方面大有可为。中国是世界上政府债务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价格管制的放开也将释放一部分财政支出,这种财政强势起码可以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对灾后重建的支持,以财政的方式缓解震灾的影响相对于放松货币来说效果更好,因为放松银根实际上意味着通过扩张货币供给为损失买单,对高企的通胀形势无疑雪上加霜,而财政资金可以通过压缩其他支出保持一种平衡;二是通过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保障民生,平和要素价格改革带来的冲击,亦有利于开启内需;三是通过税收调节和财政补贴,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此外,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当前的路径是,人民币缓慢升值,同时推动其他要素价格改革,推动经济结构变化,再进一步促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只有以更为灵活的方式放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使得人民币可以更为主动地根据美元等国际货币的汇率波动灵活波动,有升有贬地波动性上升才能抑制过度投机。也许有不少批评者认为到目前为止的汇率升值并没有有效抑制通胀水平的上升,这实际上恰恰说明了并不灵敏的汇率升值反而可能在保持名义汇率稳定的同时增大通胀的压力。同时,在中国的进口已经越来越多由资源和初级产品占据的趋势下,在通胀基数已经较高的情况下,更为灵活的汇率升值对于抑制通胀的效果将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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